美国时间9月16日零点20分，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在美国病逝，享年77周岁。 将宋彬彬作为文革和文革忏悔的符号之一，绝非时下人的自作多情。 当年参加红卫兵聚会，19岁的宋彬彬人生第一次走近毛泽东：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她冲到毛主席身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他左臂上。 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对。 要武嘛。 其实毛泽东只是跟她闲聊，而非发出什么“指示”。 但是年少的她还是当真了，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 作为北京城里的红二代，年轻时又在天安门城楼有这段奇遇，她自然成为了当时红卫兵们的领袖、先锋之一。 后来北师大附中出现了第一批批斗要案——总书记和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至死，时在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享年50岁。 ▲左二为卞仲耘，安徽无为人，解放战争期间曾与丈夫一起在《人民日报》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师大附中工作，为负责人。丈夫王晶垚时在社科院哲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我们可以这样说，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文革运动早期受到冲击的人甚多，而卞仲耘的被批斗至死标志着该运动进入第一个高潮。 宋要武作为当时红卫兵头目，显然无法辞其咎，用今天的话说，至少负有“领导责任”；这才有她后来回国亲自向卞仲耘家属道歉的“义举”。 冲着这个义举，今天宋彬彬虽然客死他乡，我们仍然需要隔着大洋向她鞠个躬。 ▲2014年，从美国回来的宋彬彬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向当年被红卫兵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家属道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那些在那个时代手上沾满暴力甚至鲜血、但是保持沉默的万千红卫兵来说，宋彬彬勇于站出来、公开道歉，已经是一个巨大突破，这是对人间公义和非暴力精神的认可和呼吁，是对当年文革暴力的忏悔和谴责。 宋彬彬后来读大学，去美国留学，移民美国，加入美籍，还曾任美国环境部门的公务员，与其说这是她主动的人生价值追求，还不如说是她对自己这一段青少年梦魇的逃避，然而良心的不安，还是让她在人生的暮年做出忏悔谢罪的举动。 人生是自由的，但是又是不自由的，我们的选择或多或少必须根据时代提供的条件以及社会提供的现实地基。 我们需要对时代做出反思：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是人们对于文革的破坏性后果依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反思，极左思潮和文革阴魂始终没有散尽。 我们也需要对个人选择做出反思： 很可能我们都是宋彬彬，在条件允许时，我们一定也会发泄我们心中的破坏欲，做出暴力举措。 很可能我们都是宋彬彬，因为我看到人们说如何随大流，遇到高大上的事物会流出激动的泪水，我们是多么地爱慕虚荣，祈求上司的表扬和赞美，而不是聆听人民的声音。 很可能我们都是宋彬彬，因为我看到人们是多么地从众，在人群中逃避和忽略自己的行为责任，事后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及时道歉和忏悔。 我们的建议是： 大风大浪来了，与时代和社会的潮流保持一定距离，或者躲一躲，未必不是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