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刘诗萌 北京报道 　　自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后，2024年，这一高层会议再次延续了这一宏观基调。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把经济性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与去年相比，“监管”首次被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中央从2021年开始已经强调要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2022年明确提出要做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重点工作。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非经济性的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各个政策协同配合时又增加了“监管”，是此次会议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创新之处，其含义不言而喻。 　　“监管”首次纳入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宏观政策基调的阐述中，提出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并强调了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而今年对宏观调控基调的表述有所增加：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董煜指出，过去或只说“稳中求进”，或是两到三句的组合，这次的表述意味着下一步面对复杂局面，在指导方法上要更加讲求平衡。其中的两两组合均有特定含义，“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在今年继续沿用这一“进”和“稳”的关系，本身就是最清晰的指向；“守正创新、先立后破”，是因为今年的“立”和“破”中加入了落实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需要更好把握“变”和“不变”的界限；“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则意味着会增强工作的综合性、系统性。 　　其中，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而今年延续了对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环保等领域的强调，将“科技”换成了“贸易”，另外增加了“监管”。 　　“在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上，会继续推进已经连续开展两年的评估工作，防止一些收缩性政策干扰经济工作大局。特别是这次强调政策协调配合时，专门将‘监管’纳入，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董煜说。 　　转变悄然发生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领域对此作出了优化调整。 　　例如连续两年被纳入评估的环保领域，《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要对正面清单内的企业减少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定期清理规范生态环境领域涉企收费事项，严禁以生态环境保护名义向企业摊派；严禁生态环境领域“一刀切”，不得为突击完成年度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搞限产停产，严禁为应付督察等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国家层面制定宏观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时，始终强调以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但从目前来看，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尚未完全打通，部分省市和基层政府在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过程中，往往釆用“先破后立”的做法，对一些小散乱污企业釆取了较为简单粗暴地关停并转措施，没有及时引导地方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类的企业和项目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这些偏激的做法实际上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正在持续发力，从顶层政策设计上和环保监管执法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均做出了一些优化调整。以中央环保督察为例，从过去大张旗鼓、暴风骤雨式地督察、问责和查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调整为纠偏地方政府和帮扶企业为主，润物细无声地指导地方政府和企业落实治污的主体责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实际上也是响应党中央优化营商环境的号召，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形成合力，践行以高水平的保护促进高质量的发展、实现高品质生活。 　　增强预期管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年间，“预期”一词常常出现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宏观政策基调的表述中。2022年的会议提到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2023年的会议提到要“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和“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今年的会议又提出要“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在2024国土经济学会年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关调查显示，影响企业家预期和信心的最大因素，并不是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是相关政策的必要调整，而是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或者难以预期。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会使企业家具有长远眼光，进行长期投入。如果没有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换金，耐心资本的培育壮大也会面临较大困难。 　　董煜建议，今后要把预期管理放到宏观经济治理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民生政策，在政策力度、发布节点、宣讲方式上，都应该围着预期来，让政策从前端到后端都能精准地“踩点”，这样才能让政策更好落地、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