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西南联大访谈录》《回望：西南联大沉思录》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西南联大研究学者、作家张曼菱女士推出的重磅新作。张曼菱女士历经二十年，采访了二百多位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人物，包括费孝通、陈省身、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对西南联大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方位解读，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视频和文字资料。搜狐文化特约本书作者张曼菱，回顾了本书的创作历程和采访时的一些细节和感人故事。 搜狐文化：您在专访中曾和李政道先生谈论过“时间”的概念，如何理解李先生谈到的“流光容易把人抛”？ 张曼菱：李先生身上有很重的江南气息，温和、清新。那天他穿了一件丁香色的衬衣，与他念的这首词很搭。蒋捷这首词抒发了归乡之思：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 李政道与张曼菱 李政道独挑出一个“抛”字，其实蕴含着他对祖国的思念。在季节的变换中，他想到的是家乡的景色：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那一次回国，他是携带爱妻的骨灰，要去苏州的李家墓园安葬的。所以这一个“抛”字，也隐含着他离情别绪的叹息。 李先生一向有将科学与中国人文结合起来研究的想法。例如他在科学馆讲，中国的“九重天”其实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上是有依据的。讲到“流光”，他强调，古人早已经意识到时间是变化的，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着。他认为用“流光”，比其他的什么“光阴”都要恰当。 我去过北大给先生准备的住所，在燕南园，里面有陈岱孙先生的雕像。李政道来看过，交代学校不要移动陈先生的雕像，他说：“陈先生是我的先生。” 但他终究没有回来，他为我题写过“西南联大台湾行”，是在反复练习后才写成的。他那时候身体已经衰弱了。他的助理告诉我，李先生回去后一直生病，“不想回来为大家添麻烦”。 而今先生走了，“流光容易把人抛”，这也是他对我这个后生晚辈的警示吧。 先生将回到他的苏州，可以“归家洗客袍”了。 搜狐文化：任继愈先生曾经送您两枚不同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徽，能谈谈这两枚校徽的具体寓意么？ 张曼菱： “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把它们找出来了。就等着今天你来，送给你。因为你对西南联大的感情最深。” 先生抓起我的手，将两枚校徽放进我的手心。周围的人都看呆了。 任继俞与张曼菱 两枚校徽，一枚是学生章，一枚是教员章。先生与西南联大相伴九年，青春与韶华都付出在这里了。 联大校徽 先生翻过校徽的背面，让我们看到上面有编号。这个号码是对应学校档案的。 现场有人说：“这是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先生说，“特殊时期”的时候，幸好放在一个笔筒里，得以保存。 据我所知，很多学长的校徽与毕业证书，都在那个时候被毁了。 先生在赠校徽次日，写了手札给我，将西南联大直接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 任先生是引导我把握西南联大精髓的人，他谈的故事都是有历史深意的。在先生这儿我很自由，仿佛又遨游在老北大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精神境界。 先生叮嘱我：“到北京就上家里来，你自己来。” 我们的话题已经放开，尤其是讨论当下的文化状况与道德危机。 任先生说：“我们有缘，是深缘。” 他的公子任重说：“你每次来，他都特别高兴。他喜欢跟你谈话。” 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热播后，先生写了观后感，让他的助理发到我邮箱。先生说：“你自己看，不发表。” 但先生过世后，我还是将它收编入书了，以飨读者。 我曾问：“先生，我可不可以算是您的弟子？” 先生说：“入室弟子。” 在西南联大历史抢救过程中，我遭遇到一次重大挫折，先生坚定不移地支持我。 在我眼疾严重时，先生说：“一定会好的，你做了很多好事。” 那时候，先生给我寄国图的贺年片，把字写得很大。 在我策划去采访台湾健在的西南联大学人的过程中，先生鼓励我：“一定可以成行的，现在需要这样做，还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我父亲过世后，我写了《中国布衣》，追述我的精神源泉。先生把《中国布衣》交给国图，说：“值得收藏。” 我有一种感应，先生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依托，一个温暖与力量的支点。 任先生身上有着我追寻已久的“学魂”，即：学人的品性与担当。 先生犹重“气节”，他深爱这块土地，欣赏底层人民的文化与性格，在国难之时毅然选择中国哲学史作为终身研究。于名利之前，他却步；于磨难之中，信心坚定。 先生送给我他的两枚西南联大校徽，蕴含一种“学脉传承”之意。 他深信中国的文化高潮一定会到来，故放弃个人写作，而甘心做“铺路”的编纂工作。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民族的巍峨历史面前，我也甘当一砖一石。 搜狐文化：您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刘文典先生批评学生“乱翻书”的习惯，而且您的父亲也多次谈起过刘文典，在您的记忆中还有哪些刘文典先生的趣事印象比较深？ 张曼菱：现在流传的刘文典的趣事，太倾向于娱乐，而忽略了他严肃的精神内涵。所以，刘文典是被“矮化”了的。作为历史的整理者与研究者，我以为要还原他的本质。 刘文典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大学不是衙门。”因此，他在安徽大学依然奉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在危急关头，他保护进步学生。这些作为与背景，才造成了那个“脚踢蒋介石”的传闻。就他的桀骜不驯而言，虽没有真“踢”，但从精神上是给了蒋这个独裁者的孤傲的对抗。 在他撤离北平时，专程跑到香港去见老校长蔡元培，可见他是有初心的。 他最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讥讽沈从文跑警报的事。人们都看到他的傲慢与自负，可我看到的是，他在战争之际，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值得不值得活下去？活下去对这个民族的意义是什么？这份审视，对我们今天的人，对每个知识分子依然存在。 当昆明轰炸非常厉害的时候，他每天要赶火车去上课。家人担心劝阻时，他扔下一句话：“我宁可被炸死，也不能缺课！”可见，他对自己有严厉的要求。 搜狐文化：在您的书中，对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等西南联大杰出人物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您认为他们中最能代表西南联大精神的是哪一位？为什么？ 张曼菱：我认为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他们三位都能代表西南联大精神。 国难当头，“民族气节”是西南联大南迁和联合的精神支柱。梅贻琦有远见地提前转移了清华物资，为西南联大打下了工科的教学基础。他是昆明时期真正的西南联大校长，众望所孚。朱自清提出“弦诵不绝”是学者与学校的使命，在贫困中教书、写书。 而闻一多则是“旗帜性”的人物，在西南联大及整个社会都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首先，他对国家前途的关注达到了“忘我”之境。 当他舍弃清华园舒适的家园和多年积攒的古籍一走了之时，别人尚为之惋惜，他却对臧克家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他达到这样的精神高度，与屈原一脉相承。 其二，是“同舟共济”，有担当。西南联大能够凝聚不散，其中有一批高风亮节的标杆性的人物。闻一多不仅能够为步行团提出口号：“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关键时刻，他也能挺身而出。 有一次，步行团走到一个小县城，那里无法解决200多人的食宿，但县长要摆宴席请教师去吃。学生就闹事了。闻一多站了出来，表示要与学生一同挨饿。学生立即平静。这一夜先生等都没有吃没有睡，陪着学生们在县府大堂上冷坐。次日台儿庄大捷，伙食也办好了。师生同游行庆祝胜利。 这是一个精神的缩影，奠定了西南联大能够在昆明八年坚守的内核。而闻一多成为青年心目中的导师。 “闻先生人高高大大的，眼睛很有神，远远地走过来，带着一股热量，扑面而来”。当年学子这样回忆。 其三，是在学术上的专注与开拓。 闻一多在蒙自获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绰号，说明他是众教授中最埋头做学问的人。他在讲课中引入民俗学来研究《诗经》；他推崇《春江花月夜》，给中国古诗研究重新划定了一条标准，是完全摆脱儒教约束的人性与岁月、宇宙的大美境界。 闻一多将国难与南迁的经历化为营养，融入学术中。 他曾想办一份刊物《十一》，提倡与研究“士”的新型理想人格。这是闻一多对五四思潮的反思，体现了他“守正出新”的追求。 闻一多的这些追求，都不只是一种书斋里的纸上空谈。这种气节，也体现在当民主、正义面临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时，他自岿然不动，有如谭嗣同一样，舍生取义。 闻一多的存在犹如“红烛”，为光明而燃烧，充满大爱与温暖。 闻一多身上最丰富与强烈地体现出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气节、品质。他一路走来，散发着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闻一多的影响，也会最深远地传递下去。 搜狐文化：季羡林先生本人并未在西南联大就读，但您在《西南联大沉思录》中却多次提及他，并引用了他对西南联大的看法和回忆。请问，您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书中融入季羡林先生的视角和言论的？ 张曼菱：我将季羡林纳为“相关学者”，基于两点。 一是他在清华就注重陈寅恪的课室，在留学德国前，他专程去请教陈先生。完成学业后，他将发表的论文寄给陈先生，得到陈的推荐，进入北大，从此开创北大东方语言学系的阵地。他的题词，说自己是陈寅恪的“弟子”，是有来头的。 出于这样亲密的师生关系，他对陈三立的“绝食殉国”有深刻的理解，他是从“世家传承”这个角度来说的。这既符合事实，也是陈寅恪研究史学中常用的一种视角。 在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中，我最先表现的就是陈三立的殉国。事实上，这对京城的文化人震动很大，是一个警示，使人们丢掉幻想。气节，是文人学者的第一大关。 季羡林还与胡适有亲密的关系。在采访中，他谈到自己曾经去找胡适，为陈寅恪解决冬季取暖抵押藏书事宜，而得到胡适的妥善安排。这个故事，似乎从前还没有看到过。 季羡林所谈的内容，是别人不能取代的，是西南联大历史元素的一部分。 另外一点，就是季羡林其人。抗战全面爆发时，他在德国，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敌国”。他自己反省，是为了难得的留学“镀金”机会，而最终没有能够与祖国、母校和亲人共担战争的苦难，这也造成了他一直到晚年的内疚与自责。 他的经历与及晚年对自己的追问，是一个中国学人的灵魂写照。我认为，将他留置在这片历史中，有一种观照。 张曼菱，汉族，籍贯云南华宁。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 年，在《当代》《收获》相继发表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云》。《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由青年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青春祭》。1989 年，赴海南从事影视业。1992 年，创办曼菱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主持拍摄电视剧《天涯丽人》《涛声入梦》、纪录片《知青行》等。1998 年，由云南省委人才引进，同年开启西南联大纪录片项目。2003 年4 月，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并于当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3 年，出版专著《西南联大行思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启示录》。2018 年，由中华书局籍合网推出《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著有《中国布衣》《北大回忆》等散文集。 文/袁立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