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政策迎来新动向。　　9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关部门就在研究制定适应国情的延迟退休方案，以渐进式退休方式实施延迟退休被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与延迟退休政策调整对应的是，人口老龄化节点的到来。2018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标志性的转变：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与0―14岁人口数量持平。这意味着老龄化开始不可逆地降临在中国社会。　　在这一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而根据第五次（2000年）、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分别为71.4岁和74.83岁，10年间提高3.43岁。　　8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相较于2018年又提升了1.6岁。　　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来自1951年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女性职工和干部50岁退休，男性职工和干部60岁退休。1978年，国务院颁布新规，将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调整到55岁。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行至十字路口。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为65岁，个别国家在向67岁过渡。我国此前实行的退休政策，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为55岁。这与美国以及日本的66岁、67岁退休年龄相比，提前了十二年的时间，差距巨大。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李佳认为，推动延迟退休的目的是增加窗口期，为整体改革去做铺垫。为考虑系统性方案，需要加以时间调整，但绝非以此为目的。“核心还是需要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社会救助等一系列保障项目。其中，社会保险为主体，社会福利广扶助，社会优待增待遇，社会救助保底层。目标是‘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　　“延迟的不是退休，是参与”，李佳说。　　延迟退休可行性研究回溯　　从国际经验看，延迟退休的具体做法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男女并轨，将原本不同的男女退休年龄改为一致。　　二是，小步慢走，每年延迟几个月或者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　　三是，弹性退休，将退休金与退休时间挂钩，早退少拿，晚退多拿，个人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此次发布的《决定》也遵从，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而中国从首次提出开始研究延迟退休的可能性至今已有16年。　　2008年11月，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　　随后在2012年，《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被正式提出。　　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及至今年7月，“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提出以来，相关讨论不休。　　有关政策的进一步理解，郑秉文认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这一提法此前没有，是新增的。　　其中的含义在于，除了法定退休年龄，很多国家是有自愿退休的，比如现在美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有权力提前2年就退，提供了一项更多的选择，但与之相应的是退休金要低一些，此为“弹性”。既然有弹性，那肯定是自愿的，因而这两个词是不能拆分的。　　根据《决定》，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郑秉文对和讯网表示：“只要嵌入了弹性原则，就相当于参保人多了一个选项，可选择的范围大了，不是一刀切，这样的话，参保人就可以选择与不选择，就涉及了个人意愿。所以，自愿与弹性是连在一起的。”　　再看第二个要点，“渐进式”。郑秉文指出，这一提法距离第一次提出已经有逾十年，只是今年的理解更加深刻。“渐进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郑秉文表示：“根据目前生育托育养育的家庭负担、家庭经济情况，恐怕渐进式的程度要更加明显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在制定这项政策的时候是充分考虑到了大家的需求和现状。”　　李佳此前在与和讯网交流时认为，延迟退休的核心，不是永不退休，而是退而不休。我们要鼓励大家去社会参与，而不是鼓励不停止地工作。养老金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两者不能相互混淆。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底线，动辄去谈社会保障制度底线的改变是不合适的，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当前在延迟退休的语境中不讲福利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只提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客观造成了人们对养老金的恐慌。政策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支持终身活跃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应设计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包括政府兜底、普惠和市场化的服务。比如延长工伤险的覆盖，让继续就业的人群得到应有的保障，这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延迟退休与适老化制度安排　　延迟退休政策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伴生产物。　　盘古智库的报告《洞察2050：老龄社会大势、转型与对策》（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从2018年到2050年，我国将经历加速老龄化、急速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对应，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转型将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共识启动期、基础建设期和社会转型期。　　其中，适老化基础建设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四五”后半期（2023年―2025年），适老化制度环境基本成型；“十五五”时期（2026年―2030年）适老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十六五”时期（2031年―2035年），政务、经济和社会三部门创新型平台基本形成，并开始发挥显著作用。　　按照上述时间对应，当前正值适老化制度的建设时期，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即适老化制度安排的重要构成之一。　　根据《报告》，2035 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期，老龄社会转型战略机遇期窗口关闭。这一时期，我将超过少儿人口数量一倍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较高水平，60岁以上人口将减少到不足8亿。　　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直接挑战是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和经济增长乏力，需要通过政策工具保障有意愿、有能力的老人能够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之中。　　根据上述《报告》，现行退休制度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工业社会初期，一刀切式的退休安排与当前和未来的制度、技术和人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应从现行退休制度向弹性退休和延迟退休过渡，区分工作类别和劳动强度，分区分批逐步推进实施。　　延迟退休“板上钉钉”，李佳告诉和讯网，现在需要讲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延迟退休不仅仅会影响个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企业的根本，延迟退休对企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在《安心老去：面对老龄化冲击的准备》一书中，李佳提出，在企业内部，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员工老龄化后怎么办，包括如何在体力能力范围内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如何发挥经验优势？对管理人员来说，如何去管理比自己年龄更大的员工。　　除此之外，企业还将面临：整个劳动力市场老龄化后，企业去哪里招聘年轻劳动力？老龄群体的社保缴费标准如何确定？若有政府补贴，该如何申领？　　根据最新发布的《决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　　老龄化的另一面是少子化。根据上述《报告》，长寿、少子与迁移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也是形成老龄化的三大动力，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自反性现象之一。　　有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化的一个方面，老龄化是指抚养比的增加，但最重要的是人口减少这一趋势本身，人口减少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　　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在推进：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作出部署，明确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等改革举措。有关“人口”一词，在《决定》全文中出现了18次之多，政策框架内容丰富，也首次提出了“生育友好型社会”。　　兼顾“一老一小”，《决定》也指出，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延迟退休与就业　　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针对这一问题，郑秉文认为影响甚微：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即便有影响也是低相关，对于私人部门是不相关。　　郑秉文说，其一，我们国家情况特殊，有4000万公共部门，这些公共部门是有编制的。如果大家都去竞争考入编制，也许会有影响。　　根据郑秉文测算，2024年机关事业单位录用人员数为3.98万人，而今年毕业生1176万人，这意味着100个人中仅有0.33个人可以进编制。“如果在编制之内考虑延迟退休，并且一年仅延迟几个月，可以说头4年是没有影响的。即便有影响，也仅是低相关。”　　其二，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每年腾退的编制是可以忽视的。这是对于就业而言的，也就是说，几乎是不相关的。　　“希腊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退休年龄是60岁，但失业率是12%到20%。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失业率仅仅是5%。从这一数据看，退休年龄和失业率几乎没有关联度。就像20年前，我们完全预测不到今天有这么多新业态容纳上亿人的工作岗位。”　　他认为，影响就业的最终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延迟与否甚至无从谈起：“即使今年开始降低退休年龄，该失业的还是会失业，失业率或许还要扩大。”郑秉文说，这就是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的相关性、经验性分析的结果。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参照以往的就业情况，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除了延迟退休，三中全会上还提到“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李佳认为，提高社会参与度相对于封闭自我而言，肯定是前者对老年人更有好处。“但是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那么多有效的岗位”。　　可以看到当前的就业模式越来越多元，灵活就业的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但这背后也反映出正式就业的人数的减少。李佳指出，“涉及延迟退休的岗位都是正式就业的岗位，其中核心岗位更都是真正的优质岗位，教授、医生、法官，大学教授等岗位确实需要经验，但是同时也对年轻人进入正式就业状态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