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泊 在古老的中国诗歌传统中，既包括民歌、庙堂之音，也包括文人诗，而且，从文化承当来看，文人诗歌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此处我称之的文人诗歌，指的是创作主体的身份是文人。历遭贬谪的苏轼，豪放如李白，尽管做官几乎是他们的毕生功业所求，但是，一旦作起诗来，文人气便显露出来——这是贯穿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一条隐匿的溪流，在这条溪流中，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美的追求、对世事沧桑的关切，对人世生活的热爱。王瑛的诗集《山有木兮》就继承和展示了这样一个文人诗歌传统。 王瑛在诗集中的《敬既往不咎》系列开篇写到春天的一场暴雨，暴雨之后“我再次阅读了《庄子》”，她另起一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想我不着急。”“着急”已经是当下的世纪病，快节奏的社会发展速度，让人们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每一段岁月都有了预判的能力，也便有了对“终极”的虚无的焦虑。人们在急促地奔向终点，这种焦虑本质上是对“时间”的不信任，“不着急”则是在洞察了“时间”的虚妄之后的一种安置，这是对自由的“主动的选择”——“我就忠诚于我的时间吧”。这是明智的选择。在《敬既往不咎》这一系列中，王瑛对诸多人事观念做了诗意的探索，对于岁月中那些“计算”给予原谅，对于美好则给予微笑。接纳需要大智慧，不回避生活的百般面相，坦然地安身立命。自由是“我”与界限的时空距离，王瑛在诗歌中找到了它。 对生活的爱有诸多渠道，王瑛选择了温柔的道路。这种温柔是具体亲切的，身心合一的。在王瑛笔下，女性是美好的，灵性的，又是全面的，是力量的源泉。她写《好心肠的女人》，也写《暴脾气的女人》；写《含羞草女孩》，还写《春天背面的女人》，女性主题的诗歌已经成了一个系列。 对世事沧桑的关切，对亲人、友谊和人世生活的爱，也是《山有木兮》贯穿始终的主题。作为持有边缘化自主写作观念的实践者，王瑛的诗歌抒写很少受外在潮流的影响，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诗歌写作技艺与主题的统一。因此，具象化的写作就成为她创作的基本面相，呈现这一表征的诗歌主题便与生活密切相关，亲人、友谊和爱情自然成为她诗歌中花团锦簇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