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大家欢呼雀跃，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那些曾经跟着“四人帮”一起闹事的人，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现在一个个都慌了神。他们开始四处找人帮忙，想把自己摘出去。 有的人甚至还打起了毛主席女儿李敏的主意。他们说，自己做的那些坏事，都是听李敏的话，是李敏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们想把责任都推到李敏身上，好让自己少受惩罚。 那么，面对这些人的指责，李敏会怎么做呢？ 李敏，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她是毛泽东的女儿，这个身份既是荣耀，也是枷锁。单位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也将李敏卷入其中。 尽管单位领导出于对已故领袖毛泽东的尊敬，给了她一些“特殊待遇”——不参加批斗会、不需要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用每天上班，但仍然要求她在家反思自己的问题。 然而，李敏并不领情。她坚信，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按照父亲的教导来的，“听爸爸的话，怎么会错呢？”面对那些指责，她一度怒火中烧。 回到家中的李敏，虽然表面上在“反省”，但实际上她越想越觉得冤枉。作为毛泽东的女儿，她自幼耳濡目染父亲的伟大成就，心中对父亲的忠诚不容置疑。 然而，现在单位居然也将她拉入了批判的行列，这让她感到无法接受。在她看来，这是对她父亲的一种冒犯。 尽管单位领导一再劝说，希望李敏能够做出自我批评，并承诺在批评之后会为她重新分配工作，但她始终不肯妥协。她坚持认为：“我听爸爸的，根本没错！” 因为她的拒绝，工作分配问题也无法解决。加之她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最终组织批准她长期病休。于是，李敏从此深居简出，基本不再与外界接触。 李敏的日常生活极为简单，她依旧保持着父亲去世时灵堂的布置。她穿着旧式的军装，言谈举止仍然保留着“文革”时期的风格和语言。 李敏的丈夫孔令华，此时在深圳经济特区办了一家科技公司，而她的儿子孔继宁则在我国驻外大使馆担任助理武官，女儿孔东梅在国内一所大学读书。 家庭的分离和孩子的远行，让李敏的生活更加寂寞。好友们都劝她多出去走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散散心，但她对这些建议一概置若罔闻。她始终固守着自己的信念，甚至对生活中的小事也表现出异常的执着。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李敏家做客，两人在厨房准备做饭时发生了一点小争执。朋友习惯性地把白菜的外叶扔掉，觉得那部分不好吃。 可李敏却把那些被丢弃的菜叶捡了起来，坚持道：“别扔，这些还能吃。切小一点，多炒一会儿，挺好吃的。”朋友见她家里的蔬菜都干瘪了，准备倒掉，结果又被李敏制止了。 朋友有些不悦：“都成这样了，怎么还能吃呢？”但李敏却淡然地回应：“困难时期，比这还差的我们都吃过。泡泡水，照样能吃。”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1991年，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正在筹备毛泽东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李敏的堂嫂韩瑾行专程从韶山来到北京，向李敏传递了这一消息。 听到家乡为父亲筹办纪念活动的消息，李敏兴奋不已。她立即表示要捐款支持，并把刚发的工资380元交给了堂嫂。然而，她觉得这些钱还不够，于是跑进房间，翻出一些积蓄，凑齐了3000多元，硬是塞到了堂嫂手中。 堂嫂劝她留点钱，毕竟家里还有孩子需要用钱。但李敏坚持说：“家乡的父老乡亲，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自愿捐款，我是毛主席的女儿，怎么能不出力呢？” 李敏的女儿孔东梅得知此事后，问她：“妈，您平常总说要节俭，怎么突然捐了这么多钱？”李敏笑了笑，回答道：“平时省着花，才能攒点钱。爸爸的铜像和诗词碑林要用很多钱，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李敏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她对父亲的敬仰和忠诚始终如一。她把父亲留给她的稿费和母亲的抚恤金视为永久的纪念物，从未动用过一分。对于她来说，父亲的精神和教诲已经深深植入了她的血液中。 1992年底，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冒着寒风，花了好几个小时找到李敏家。老太太见到李敏后，久久不肯离去，拉着李敏的手说：“就想见见你，心里才踏实。”最后，老太太硬是塞给李敏一包特产，尽管李敏再三推辞，但老太太执意要她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