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 谭主注意到，大家对财政政策的期待，主要表现为对政策力度和规模的期待。有人就认为，评价这些政策有效性的标准，就是政策规模。这其中，关于化债政策的讨论，就很典型。 过去，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部分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收入不足，于是融资平台来筹资，这就导致债务规模增加，不断积累了一些隐性债务。 今年，我们的政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措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揽子增量政策背景下，提出的总规模10万亿的地方化债资源。地方政府可以将一些高息、短期的隐性债务，纳入政府公开债务账面，转化为低息、有更充足还款期限的地方政府债券。 这样一来，也就为地方政府打开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把思路从“在化债中发展”转化为“在发展中化债”。 这样的思路转变，从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向，便可窥一豹。 今年1—10月，专项债券投向项目3万余个，支持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经济社会效益的项目建设，各地用作项目资本金超3000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重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 从结构变化上来看，近两年，政府支出除了稳定地投向民生相关领域之外，还投向了信息网络建设等能迸发“新动能”的地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 实际上，以地方化债为切口，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宏观政策顶层设计的思路正在发生的变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告诉谭主，今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我们在宏观政策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背后反映着两个认知的变化。 第一，是对债务和风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存量债务的减少，转向债务结构的优化。 以往，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把“债务”和“风险”划上了等号，认为债务本身就是风险，所以要减少债务的体量和规模。在9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宏观政策的走向，则释放了一个鲜明的信号： “风险”本身是一个受复杂因素影响，会动态变化的概念，存量债务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风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构成风险；防范和化解风险，也不意味着只能通过减少当期存量债务的方式进行，而是可以通过置换、通过结构的优化，来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而这背后，还有关于财政政策目标的认知在发生转向——从过去更侧重收支平衡，逐步转向更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 财政收支平衡，不难理解，就是收入和支出基本相当，比如坚持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结果。 那如何理解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很直接，就是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维持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在财政收入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只要将利息支出控制在财政收入的合理比例之内，就可以说是可持续的。 这样一来，财政政策目标就从需要达成一个静态的平衡，到更直接地跟经济增长相关联，结果是大大拓展了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发挥空间。而债务相应的风险，也可以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管理。 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聚焦经济增长的统一逻辑下，我们的货币政策从资本端发力，财政政策从债务端发力，形成了更好的相互协调。 “在发展中化债”的本质，是在发展中化解风险。 所以，在政策“规模”以外，我们更需要看懂政策深层逻辑的变化，也就能发现，对于经济运行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一直在调整和创新思路，可以实现有效地应对。 观察我们的政策思路，就会发现，任何一项看似只是所谓短期的激励措施，其实都有着更深入结构的改革措施与之衔接。 事实上，整体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都已经做了很多铺垫。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已经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定向投资绿色经济、民生领域、高技术等有利于民的行业。 在去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社保就业、教育这类民生领域一直占据大头。其中，社保就业、医疗的财政投入涨幅远超其他类目。  把政策和投资投向社会民生领域，可以引导经济实现更加均衡健康的增长。 短期打开局面，为长期、根本的改善创造空间，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完整思路。 年末已至，舆论场都在讨论明年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政策的力度、方向，这期间仍然充满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乐观，亦有忧虑。实际上，只要探讨问题，我们就是不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