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继东，财经行业资深从业者。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 　　特朗普近日表示，他将在加密货币领域“做一些伟大的事情”，这延续了在竞选期间他和他的团队所说的，将“美国打造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在美国，比特币的拥护者提出了比特币战略储备计划，认为这相当于21世纪的路易斯安那购买。而在中国，也有虚拟货币的专家和从业者建议中国建立比特币储备。笔者以为，中国应该重视和跟踪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币技术和市场发展，但没有必要建立比特币国家储备。喧嚣尘上的美国加密货币国家储备舆论，可能是债台高筑下的一个天真的阳谋，也可能是某些拥有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资本与技术圈层，在量子计算突破之际的一个出货阴谋。而中国应该保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的战略定力，基本维持原有的虚拟货币法律和政策，同时加大量子计算的研发以加强金融和数字经济安全，并结合“降碳减污扩绿”的长期努力，探讨与碳排放、碳信用相关的碳加密货币。为巩固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际货币地位，可以借鉴格雷厄姆“商品本位”理论开展讨论并尝试实践，即在建立美元等外币储备、黄金储备之外，增加核心商品储备。 　　在我国逐步建立核心商品储备的同时，也可以鼓励和我国进行货币互换的国家，自行建立该国的核心商品储备。如此，在广泛交叉的货币互换和各国货币坚实的核心商品储备的图景下，全球对于美元的依赖也就会相对减轻。 　　我们将一一展开讨论。 　　1、美国加密货币国家储备舆论，是债台高筑下的一个天真的阳谋？ 　　截至2024 年 10 月，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在2024财年中，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83万亿美元，全年债务的净利息支出约8820亿美元，平均每天约为24亿美元，这一成本相当于美国GDP的3.06%，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比例。耶伦对她任期内未能在缩小财政赤字方面取得更多进展表示遗憾。“我对财政可持续性感到担忧，很遗憾我们没有取得更多进展，” 她说，“我认为需要降低赤字，尤其是现在我们处于更高利率的环境中。” 　　通过使用虚拟货币（尤其是比特币）偿还美元债务的概念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提出，特朗普及其团队提议建立“战略性国家比特币储备”，以部分解决目前约 36 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问题。但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并没有在主流经济政策辩论中获得支持。 　　而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对此类提议的实用性表示怀疑。美国政府现有的比特币持有量价值，仅占国家债务总额的极小部分。要用比特币偿还全部债务，每枚比特币都需要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值。而入场购买新的加密货币，本身又将增加债务且波动风险巨大。 　　但我们也要高度关注，在资本和所谓高技术的眼花缭乱的操作下，加密货币有可能被包装成为“第二美元”。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忽然搬出了一个古董或者专利发明来抵债，实在是需要有人掌眼。对于虚拟货币的掌眼，是每一个货币使用者出自自身切身利益的火眼金睛。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固有的波动性和投机性质将给实体经济带来重大风险。12月10日，微软公司的股东投票否决了一项有关配置比特币的提议，认为这不符合股东的长期利益。 　　2、此刻加密货币储备舆论，是不是某些拥有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资本与技术圈层，和政治、媒体串联，在量子计算突破之际的一个出货阴谋？ 　　2019 年夏天，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加密货币，声称它可能被用于促进非法活动，如毒品交易。然而到了 2024 年，特朗普改变了态度，试图吸引单一议题选民——更重要的是，吸引加密货币领域的大额捐赠者。竞选期间，他还在纽约市一家比特币爱好者酒吧用比特币为支持者买了汉堡。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参议员 J.D． 万斯，也是一位长期的加密货币支持者。而砸下重金支持特朗普的马斯克也高调宣扬加密货币。 　　就在比特币价格在此“你方唱罢我登场”舆论下高歌猛进的时候，近日谷歌发布消息称其最新研发的量子芯片“Willow”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Willow能够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完成一个“标准基准计算”，而即使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计算也需要“10的25次方”年的时间，远超宇宙的年龄。量子计算将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构成了潜在威胁，主要是因为它能够破坏这些货币所依赖的加密基础。如果量子计算机能够破解ECDSA，攻击者可以通过伪造签名或从公钥逆向工程私钥来窃取资金，影响交易安全。量子计算机也可以通过比传统计算机更快地解决SHA-256 问题来破坏挖矿，挖矿集中化将破坏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性质。如果个人或机构认为量子突破即将到来，他们可能会在比特币安全性崩溃之前寻求大量抛售比特币。 　　未来政府团队对比特币的关注与量子计算能力的提高，两者时间相吻合，引发了对其别有用心的质疑。不排除接近硅谷的比特币拥护者提前知道量子计算发展而开始布局。 　　“阴谋”的潜在动机： 　　利润最大化：富有的比特币持有者（比如马斯克麾下的特斯拉和SpaceX目前持有价值13亿美元的比特币储备）可能会推动政府采用比特币来创造人为需求并推高价格。这可能使他们能够以虚高的价格出售。 　　将风险转移给公共机构：通过鼓励政府采用，比特币因量子计算而可能崩溃的风险可能会转移到公共实体，最终由纳税人承担成本。 　　延续炒作周期：尽管存在潜在风险，但将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讨论可能旨在维持或增强市场信心。 　　反驳者可能会解释比特币等市场的复杂性，并强调：需要一台具有数百万个稳定、纠错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这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量子计算机成为重大威胁之前，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可以过渡到抗量子算法和比特币的开源性质允许社区驱动的更新采用量子安全机制。 　　从政策和公共考虑，各主要国际货币政府必须批判性地评估采用比特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影响。根据美国“公共公民”8 月 21 日的报告，加密货币公司和投资者已直接投入超过 1.19 亿美元来影响联邦选举，目标是选出支持加密货币的候选人并击败对加密货币持怀疑态度的人。公众监督至关重要，以确保讨论不会受到既得利益的过度影响。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阴谋的存在，但比特币采用提案、量子计算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对市场操纵和投机风险的合理担忧。公众必须保持警惕，要求透明度，并确保决策基于稳健的经济和技术评估，而不是私人利益的影响。 　　3、比特币的理想绕不开的问题有什么？ 　　“比特币基于P2P技术运作，无需中央管理机构或银行；交易管理和比特币发行由比特币网络统一进行。比特币是开源的；其设计是公开的，任何人都无法拥有或控制比特币网络，人人都可参与其中。”追捧比特币，一个是投资的功利，一个是反建制的理想：去中心化和反对包括美元在内的信用货币的滥发。 　　但笔者以为，比特币的理想有着一些绕不开的问题：比特币的价格具有的高波动性和作为普遍的商品的记账单位所要求的稳定性的矛盾；监管和去中心化的矛盾；比特币既有存量的拥有者和广大的没有虚拟货币的民众的财富重新分配的矛盾。 　　比特币的价格具有高度的波动性，据统计，它的波动性是黄金的7倍以上，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等股票市场指数的8倍以上。这样的波动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不能作为普遍的商品的记账单位，也影响其担当价值储藏手段。 　　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征、基于密码学的设计确保了货币所有权与流通交易的匿名性。但此点同样会被暗黑世界所利用，像钻石、乐高块，成为暗黑世界的交易货币。但一旦比特币，像面包券、纸币受到监管，它就可能丧失部分交易媒介中的私密性优势，也会增加监管成本。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绕不开“反洗钱”问题。在美国，“丝绸道路”（Silk Road）是一个在暗网上运营的臭名昭著的在线黑市，使用比特币作为其主要货币。该平台促进了非法毒品、武器和其他违禁品的销售。2013 年，美国当局关闭了该平台并逮捕了其创始人。调查显示，比特币的匿名性允许用户隐藏身份，从而促成了数十亿美元的非法交易。在中国，2023年12月27日最高检、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惩治涉外汇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就涉及“明知他人用于违法犯罪，仍然为他人提供虚拟货币兑换”。如果这个监管权力被一国所操控，比如美国，那么，就会丧失其中立性。世界要警惕的阳谋是，一个被美国控制了定价和监管的比特币，成为第二美元，却依然在宣传上包裹着“去中心化”的理想外衣。比特币理想的拥护者需要看到，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本身就是去美元的绝对中心化的市场长期实践。 　　在美国，加密货币高管和支持者们认为，数以千万计的人关心数字货币。然而，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2023 年仅有大约 7% 的美国人持有或使用过加密货币。相信，在世界的视野里，广大民众的持有或使用比例将更低。比特币既有存量的拥有者和广大的没有虚拟货币的民众之间存在着财富重新分配的巨大矛盾。比特币分布式思想下的货币发行去中心化、货币清算去中心化的社会实验，只是再一次提醒了我们每一个民众拥有的货币权力。货币的信用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自然积累过程。在黄金等贵金属或铜等普通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是依靠金属的稀缺性来制约皇权、制约民主体制下的央行。去金属后的信用货币，则完全成为民众和国家之间稳定的契约关系。国家接受了人民各自分散的铸币权力转让，前提是保证货币的稳定。国家之所以能够货币发行，在民主制度下，是得到了人民的授权，并以法律和强制手段建立国家信用。货币是国家发行的，但货币最终是要在人民群众中流通的。最终而言，信用货币及其发行，人民是甲方、委托人，央行是乙方、代理人。比特币的理想，在笔者眼中，这又是一个在资本市场假设天使的美好愿望，而且这个天使是匿名的。“人们尚且怀疑央行的中立性，为何要相信程序设计师的中立？从对央行及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的迷信，要变为对区块链技术及相关计算机技术的迷信？” 　　中国需要比特币储备吗？有没有可能发展以碳排放交易和碳信用相关的碳支持加密币？ 　　分析了以上3个问题，中国需要建立比特币储备这个问题基本也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 　　中国政府可以像美国一样，持有没收而来的非法的虚拟货币。据估计，美国政府是最大的比特币持有者，拥有21万多BTC，主要是通过刑事调查缴获。中国没有必要将收缴的非法虚拟货币提高到国家储备的地位，特别是没有必要用人民币、外汇储备等到市场购买。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对外披露具体数额，以支持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努力，并保留威慑：当未来虚拟货币市场过度投机带来对全球信用货币影响之时。 　　与其以真金白银去购买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不如以投入建设北斗以对抗GPS的战略决断，来加大对量子计算的研发。如果一旦量子计算被用于战争，用于攻击敌国的数字经济，比如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络经济等，堪比核弹。必须未雨绸缪，建议由利益最为相关的银行、互联网公司、支付公司等，建立若干个量子计算研发基金。 　　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亚洲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中心，以保持我国在加密货币市场中的话语权。 　　继续发展、宣传和推广，中国版的CBDC——数字人民币。 　　借鉴比特币在当今货币制度中的实验性，结合“降碳减污扩绿”的长期努力，我国可以探讨和鼓励民间发行与碳排放、碳信用相关的碳加密货币。使用碳排放交易、碳信用作为加密货币发行的锚点，为融合经济和环境目标提供了一种富有远见的方法。尽管仍存在重大挑战，但这样的体系可以彻底改变货币政策，促进全球合作，并推动实现气候目标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随着气候变化成为日益紧迫的全球优先事项，碳支持加密币等创新理念可能成为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关键工具。基于区块链的碳加密币是代表区块链上经过验证的碳信用额的数字资产。这些信用额与减少、消除或抵消温室气体（GHG） 排放的特定项目相关，例如重新造林、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计划。该领域的已经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项目，KlimaDAO，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DAO），它将碳信用额代币化，创建一种碳支持的数字货币 （KLIMA）。它通过允许用户将碳信用额锁定在系统中并获得奖励来激励碳补偿。另一个是Toucan Protocol，一种区块链基础设施，可实现碳信用额的代币化，使其可在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平台上交易。2023 年，BCT （Base Carbon Tonne基准碳吨）的管理权从 Toucan Protocol 转移至 KlimaDAO。此举旨在巩固 KlimaDAO 在碳信用市场的地位，增强其对 BCT 碳池的管理能力。 　　比较纯虚拟比特币与基于区块链的碳支持加密币： 　　基础价值的性质 　　比特币是纯虚拟的，其价值源自稀缺性、需求和市场情绪。它没有直接的物理或有形支持。 　　碳支持加密币由现实世界的碳信用额支持，与可衡量和验证的环境项目挂钩。其价值与碳补偿的成本和需求相关。 　　实用性 　　比特币主要是价值存储和交换媒介。其用例广泛，但与环境或现实世界的资源无关。 　　碳支持加密币，在碳市场中具有特定的实用性，使公司、个人和政府能够实现气候目标并抵消排放。 　　环境影响 　　比特币挖矿，能耗高。批评者经常强调其显著的碳足迹。 　　碳支持加密币，通过将金融活动与经过验证的碳减排联系起来，促进脱碳。虽然他们可能仍然依赖具有环境成本的区块链网络，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可持续发展。 　　基于区块链的碳支持加密币，可以将金融创新与环境可持续性相结合。虽然比特币目前作为价值存储和投机资产在加密货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碳支持加密币有望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创建更可持续金融体系的工具。 　　5、除了美元等外币储备、黄金储备之外，我国的储备资产是否可以增加核心商品储备？ 　　比特币等试图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分布式观念来保证货币的稀缺性，从而来挑战现行金融制度下的纸币滥发和美元的霸主地位。为巩固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国际货币地位，可以借鉴格雷厄姆“商品本位”理论开展讨论并尝试实践，即在建立美元等外币储备、黄金储备之外，增加核心商品储备。 　　我们可以简略回顾从格雷厄姆到哈特，关于商品本位的货币理论演变。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其1944 年的著作《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中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货币框架，即“商品本位货币”。与仅依赖黄金或法定货币的传统体系不同，格雷厄姆主张使用“一篮子基本商品”（如钢铁、铜、煤炭、木材和小麦）作为货币基础。这种方法旨在通过将货币锚定在有形的、必要的资源上来稳定购买力，这些资源的价值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现实。在这个基础思想上，哈特、卡尔多和廷伯根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国际货币舞台，提出了一种基于商品的全球储备货币。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会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储备货币的价值将来自多元化的全球商品篮子。他们认为，这样的体系可以解决现有货币框架中固有的问题，例如不稳定和不公平，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哈特在1976 年提出了一种设想，将一篮子商品价值作为基础，通过商品标准增强 SDR 的稳定性，使其成为更加公平和实用的国际储备工具。 　　以商品价值为保证的货币体系将遏制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的滥用、减轻特定货币的国际主导地位，但也有限制货币刺激经济职能的缺点，以及存在商品的购买、运输、仓储、管理、货币兑换等操作上的困难。这些理论，一直都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流观点，但至今还影响着当代关于使用资产、商品篮子作为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工具的辩论。 　　笔者以为，不需要以一篮子商品为货币发行本位，但一国可以建立自己的核心商品储备，即在建立美元等外币储备、黄金储备之外，增加第三个储备。“国家储备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物质基础”，更可以视为一国货币稳定性的重要支撑和偿债能力。考虑到仓储等管理实操，矿产品应该成为商品储备的核心要素。比如，在我国，占有优势的稀土、镓、锗、锑、超硬材料、石墨等，也可以是其它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宗矿产品。收储这些矿产品，本身也有反周期的好处。政府采购挖矿，总归超过凯恩斯的挖洞填洞。 　　在我国逐步建立核心商品储备的同时，也可以鼓励和我国进行货币互换的国家，自行建立该国的核心商品储备，这样可以对等提高各自的偿债能力。在货币互换的条件中，对等订立，在该国货币贬值下以储备商品作为偿还的选择权，而不是一定要美元或黄金。如此，在广泛交叉的货币互换和各国货币坚实的核心商品储备的图景下，全球对于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也就会相对减轻。这样，倡导全世界的央行，建立一个以黄金储备、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商品储备为三角储备体系，商品储备甚至可以考虑反映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这样新的全球性的国际支付图景便有了改良的可能。我们尊重美元的国际地位，但也要逐步摆脱对以美元储备为核心的过度依赖。从“我的美元，你的麻烦”，到“我的货币，我的商品”，再到“我的购买，你的供应，而不是他的货币来主宰价格”，“你的美元，你的债务”。 　　以上的见解只是抛砖引玉。一国的货币要崛起于世界，除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强大基础，也必定要求该国的货币理论和运行继承和超越既往货币实践，并烙刻自己的货币哲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资本和政治深刻汇流的国际形势下，“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应该是我们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