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为止，秋山光和教授的《佛教石窟寺院新考》（英文版《中国美术Ⅱ》），是有关敦煌佛教绘画式样开展，最好的一篇考察吧！在这篇论考中，秋山教授著力于隋代出现的敦煌美术新倾向，在唐代初期的快速进展。即「（一到唐代）壁画的主题渐渐以複杂的经典绘解（经变）和淨土图等为中心，画面不仅大，且构成组合多元。大唐王朝的力量，甚而强劲地企达于这个边境的小都，其结果就是，中央在这个时期达到急速发展的绘画式样，一下地也出现在此地的壁画上吧！”接著亦云：“8世纪初，一到所谓的盛唐期，质与量也更加地充实，开元年间（713-741）正是迎接敦煌艺术开展的黄金时期。」 树下说法图 唐代（8世纪初） 绢本著色 139x101.7cm 在秋山教授对敦煌壁画有关的记述中，隋、初唐、盛唐的遗品极少，然而，透过斯坦因及其他人士自敦煌藏经洞携来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当然就可迎刃而解了。不过，绢画、麻布画、纸画等，却是个可以搬运且带著走的绘画，因此要考察它的式样发展，是会牵连种种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容易的。理想上，若是能与敦煌壁画确实核对的话，且又没有超越是最好的。不过，此时之际，实不应仅仅全神贯注在仅止“构图、表现是否相近”这样的观点，再者，也应对这类可以搬运携带的绢画、纸画等的绘画，因于奉献者各面的情事，在材质的表现，以及其目的之不同，不断地加以考虑。 二观世音菩萨图唐代（9世纪中叶左右）绢本著色 147.3x105.3cm 大画面的绢画，实是超越个人奉献的负担，就此意义言，可发现其性格是同于壁画的。相对的，另外的其他比较小的画面，举目一望，可以发现大多数的作品，是有画家发挥才华之处，且有高低之差的。这类作品，想必因于供养人，或者一家族支付画家报酬的多寡，在表现上有著差别。一般言，连细部都慎重专注地描绘，最后的修饰也极度优异的作品，可知都是付予极大报酬的。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非常遗憾地，绢画的小品，例如8世纪的壁画上，尊像的头光上却看不到非常洗鍊且又优异的花纹表现。不过，代之而起的，这类小画面的画作，或者与经典组合的小册子等，可以说反而是如实地反应敦煌当时的佛教徒个人信仰的水平情形。 佛五尊像纸版（局部）五代至北宋初期（10世纪中期左右）纸、墨画、针孔线本著色纸版整体：79x141cm 还有，在这类小品中，有不少可窥知与大规模营造之间的关係。例如在石窟天井和壁面上，为了描绘说法图和千佛有使用纸版图形（图78-2、图79-2）的，以及开运四年（947）曹元忠造的木版画类（序文图1、序文图2）等。但是，这类木版画类，其品质并非极好，可发现是在唐至五代，由中国佛教繁盛的中心地五台山或四川带过来的。然在雕刻上、印刷上虽翻刻的不错，但是总觉得幼稚且笨拙。事实这样的情形不止于木版画，绢画、纸画、麻布画、壁画的场合亦是，比敦煌制作更为优异的作品，现在皆已佚失，然而可想像在中原的长安、洛阳及其他都市的大寺院，应是会有的。 如意轮观音菩萨像 唐代（9世纪后半）绢本著色 111x74.5cm 此套全集对绘画作品，儘量以时代的系谱来观照，因此不问彩色图版或黑白图版，皆努力著力于一幅幅作品的制作年代推定，或许亦有伸缩的馀地。事实这对敦煌美术的整体探讨而言，是个绝对必要的手段。 观世音菩萨像唐代（9世纪初-中期左右）纸本著色30x26cm 至于年代的推定，因应于各种状况有种种的方法，不过，有纪年铭的作品，不用说，是作为基本依据的。很幸运的，这类有纪年铭作品，不止于斯坦因的蒐集品，其他的蒐集品也相当的多，因此可以与之比较。再者，也有从出版物的图版，运用与敦煌壁画相互比较的方法。事实供养人像的衣裳和髮型等，也是有效的线索。不过，任何的作品，最终判定年代的依据，还是在于线描和渲染的原本特质上，依此可以相互的鑑别同样的作品。不过，加以细细辨别的话，不仅要对细部的表现加以特别的注意，而且对于被认为确实是初期人物作品的类似点，还必须要有贴切功夫的知识。这个，对美术史家而言，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有突然碰到的可能，不过，就敦煌绘画来说，甚而地，还必须理解期间亦有技术不成熟的画家，影响了绘画的品质。换言之，敦煌绘画和幢幡，大体上而言，画家并非为个人，而是为集体的制作。有些画作因颜料剥落可以看到打底稿的线描，这时可发现底稿的线与修饰完成的线是有相当的差异，再者，主尊的相较之于围绕其四周的眷属颜面表现更为优异，即在于此。因此，随著对初期人物所留下的特徵，以及不同水准的画家，加上会有怎样程度的影响，就需一面地思考且一面的鑑别。再者，敦煌因于地理上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使得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事件、僧侣、商人、为政者等的移动，以及中原而来的影响，对于本世纪初期发现的，甚而现在更新发掘的，对中央各地域佛教美术有影响的资料，亦有必要加以关注。 药师淨土图唐代吐蕃期（西藏支配时代）丙辰铭（836）绢本著色 152.3x177.8cm 事实中原和长安宫廷而来的影响，以及印度、中亚，特别是和阗佛教中心地而来的影响、西藏而来的影响等的种种要素，都滙融到敦煌美术裡，因此非常複杂，正如在序文中记述的，其范围仅以斯坦因蒐集品中的绘画作品为中心。然而，因于全集的出版，却出现不少可以作为资料的新发现。再者，既使是大英博物馆蒐藏的斯坦因蒐集的各种作品，包含不少是此次初次公刊的，因此可以确实比定出与这些作品的关系。例如，第一卷黑白图版第113图的残片，在第一卷出版后，正如柳泽孝女士指证的，弄清是属于《药师淨土图》（第1卷图16-1）右下角缺失的部分观世音菩萨。又，第1卷图22的《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残片》，正在撰写解说时，罗贝尔·杰拉＝布札尔来访，得以弄清伯希和蒐集品中的残片（第一卷图22-5）亦属于此画作，再者，大英博物馆的小残片（序文图3），亦是其中的一部分等，这样就可以好好探索原本画面的样子。另一方面，令人知晓在敦煌石窟第72窟仍有与此铺画作同样主题的壁画，然而相关的资料仅有罗寄梅的拍摄资料，其馀的未见，因此无法充分地对照。 观世音菩萨像 五代（天复10年，910）铭 绢本著色 77x48.9cm 第2卷收录的作品，尤以五代、宋的绘画为主，进行详细的比较，不过，过往以《敦煌壁画》为首的出版物中，却甚少介绍此时代的壁画，因此只有期待目前正刊行中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5卷，以及今后出版的资料。从来，有关此时代的壁画出版不多的原因，就在此时代的绘画随著敦煌被中原孤立起来，至少是吐蕃期（781-847）之前，已陷入欠缺基于唐代培养的艺术独创性的创作精神。但是，9世纪末至10世纪，儘管与中原的接触几乎完全断绝，然而在敦煌却是继续著大规模性的艺术活动（正如第2卷图7-1，唐王朝瓦解后，仍有使用唐代年号的作例，可窥知当时隔绝的情形），旧石窟的修复和新石窟的开凿，仍是一直的增加。因此这期间，对于已出版且年代明确的作例要检讨之时，最有趣的，便是唐代的式样与图像，在这个时期，有多少程度的被忠实地继承下来，相对地，又有多少程度被舍去。 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图 北宋建隆四年（963）铭 绢本著色 107x61.5cm 斯坦因蒐集品的绘画部分，作一环视，可知人物的先行作品是画家所选取的，事实这类作品也留下较多，不过，一般地说，10世纪的作品，特别是作为绘画基本的线描和彩色等的表现，已是显著的衰退了。不过，有时却能看到再现令人惊奇的，即初唐时期精緻线描和微妙色彩的优异作品。例如，第二卷图25的《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图》，即是其中一作，由经文中的纪年知，是建隆四年（963）之作。不过画面上方的优雅飞天，足以与2世纪之前净土图上描绘的飞天表现相匹敌。又，第二卷图12的《弥勒下生经变相图》，也可举出这类的例子，即，山水的表现很清楚是10世纪初，还有故事图的表现，原画是绘画的呢？还是壁画的呢？却不清楚，不过却是有这类的早期摹本，可知是以此为本而压缩绘制的。然而，前景人物的衣裳，在技法上纵使令人顾虑，也难以辨识为9世纪的。除外，第二卷的图13、图14是一对普贤、文殊菩萨图，亦是一例。事实这二尊菩萨的信仰，自吐蕃期开始，盛行于9世纪末至10世纪。因此，壁画上早期至晚期各各作例间的式样开展，期待有详细的探讨。 引路菩萨图五代（10世纪初）绢本著色 84.8x54.7cm 正如踏寻著上述的这类各种情事，以下的各章，对彩色图版和黑白图版的各个名称，正如想要作为表示年代推定的根据，可以有助于区别敦煌各时代的几个特徵，作一记述。但是，这个，例如第一章，可发现除了壁画之外，并未有早期的特色。事实在斯坦因蒐集品中，有二铺作品极为重要，深值关注。现在，拟对这个核心的作品，再度加以检讨。 本文节选自：《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绘画》序 作者罗德瑞克·韦陀，译者林保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