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下一个素熙》改编自一起韩国少女自杀事件。 高中生素熙进入公司实习后，却最终选择了自杀。 人际的冷漠，职场的压迫，社会的规训。 影片所揭露的东亚社会困境，引发无数观众共鸣。 《下一个素熙》 影片结构清晰地分为前后两段，前半部分讲述素熙之死，后半部分的主角则转为警察吴宥真，叙述吴宥真追查素熙死亡的真相。 尽管影片用一半时长讲述吴宥真的追查过程，但这并不是一部悬疑片。素熙的死亡在影片前半段就已明了地展现给了观众，没有任何悬念。 电影开头，素熙独自在舞室中练习舞蹈，她带着耳机，几次跌倒又爬起。在外吃饭，隔壁桌的男人对正在直播的朋友指指点点，素熙毫不畏惧，正面回击。一开始的素熙，脾气火爆，坚强、开朗。 《下一个素熙》 入职前，素熙抱着极大的期待与热情，但所谓班主任极力为她争取来的大公司资源，却是去当外包公司的电话客服。工作的全部内容，是在客户打电话要求解约时，极尽话术拖延时间，防御客户的解约需求。而“防御率”，就是衡量绩效的唯一指标。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出了“狗屁工作”的概念：“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显然，素熙的工作是违背人类情感的，他们所做的就是回避客户的需求，并压抑个人情绪，忍受客户的辱骂和骚扰。 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年 有客户为了解约，一共打了28次电话，还是没能成功；有人深夜打给客服，进行言语性骚扰；一位父亲因为孩子去世，要求解约，素熙在短暂的僵硬后，仍然用甜美而机械的语气继续推销其他服务。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上层的压迫。组内每个员工的防御率按高低排表，张贴在墙上，排在最后的员工会被组长叫去谈话。在公司的例会上，领导会对每个小组的业绩排名，责骂业绩垫底的小组，“拖累了别的小组”。而更上层的公司总部，则会对各个外包公司的业绩排名，业绩垫底的外包公司，就可能会被整个取消。 评价被量化成冰冷的数字，总部的领导用数字压迫外包公司的领导，外包公司的领导压迫各小组组长，组长压迫组员。压力一层层传递，最后落在一群刚步入社会、懵懂无知的年轻人身上。 《下一个素熙》 素熙所面临的还有永远低于合同规定的工资。实习生们毫无戒备地签了公司的阴阳合同，在讨要工资时被组长指着其中的条款钻空子。 素熙并不是没有努力过。在最初讨要奖金无果、绩效垫底时，素熙开始积极地适应、融入这套系统，她认真工作，熟背话术，业绩很快成为全组第一。但努力的结果却是，奖金依然被组长以实习生容易辞职为由拒绝发放，她与同事聊天才得知，自己被组长当成了刺激其他员工的靶子，自己的业绩提高，整个小组的业绩要求也提高了，所有人都因此变得更累。 《下一个素熙》 素熙尝试融入这套体系，努力的结果却导向更大的绝望。 于是，素熙开始消极怠工，与组长争吵，在再次索要奖金、被组长嘲笑“瞧你这穷酸样”时，一拳打向了组长。 她被停职三天。在见过父母、朋友和班主任后，独自来到水库边，一步步走入了冰冷的水中。 镜头几次特写素熙的拖鞋，在寒冬，素熙穿着拖鞋，双脚冻得通红，传达出颓靡与无望。她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镜头里，安静的长镜头中，强烈的绝望与悲伤扑面而来，开朗活泼的少年最终选择在冬天刺骨的水中死去，她没有等到春天。 《下一个素熙》 影片后半部分，从警察吴宥真的视角，讲述素熙之死的全貌。 吴宥真的追查并非破案，而更像一把手术刀，将少女自杀事件的表面剖开，审视与质问与之关联的人与事，追寻更深层次的病源。 而吴宥真的追查注定是令人绝望的。在素熙之死中，上级，同事，父母，朋友，每个人都之有关，每个人却都是无辜的。 《下一个素熙》 父母见到女儿的尸体后伤心欲绝，却在女儿生前询问自己能不能辞职时，装作没有听到，甚至从不知道女儿有跳舞的爱好。 公司领导层事不关己，面对刑警询问，摆出劳动合同推脱，抱怨素熙性格恶劣，认为此事严重损坏了公司形象，将责任推给输送学生的学校。 而给素熙所在的职业学校自觉委屈，因为学生的就业率是教育厅评估学校的指标，就业率达标，教育局才会向学校发放资金。校方只能想方设法将学生送进各个公司，而不顾学生的工作环境。于是，一批批学生被送进工厂、外包公司，被挤压和剥削。 宥真只能找到教育厅。而教育局的负责人告诉她，教育厅也要与其他教育厅竞争，教育部以就业率为标准，向各个教育厅发放预算。 《下一个素熙》 链条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各司其职，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一个高中生去工作然后自杀了，“没有一个人认为是自己的错”。 影片并不给人以任何希望，个体无法挽救社会的悲剧，片名“下一个素熙”就已揭示了这一点，“素熙”是一个群体，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正在经历相同的痛苦。宥真的追查自然无果，结尾，作为另一个“素熙”，宥真看着素熙跳舞的视频流下眼泪。 《下一个素熙》揭示了年轻一代在结构性困境和劳动体制压迫下的残酷现实。导演用纪录片般的手法，将整个社会的冷漠与畸形展现在观众眼前。影片的配乐克制而点到即止，更多时候，镜头只是冷静地对准人物，仿佛对准我们的生活。逼仄压抑的格子间，灰蒙蒙的空气，被工作折磨过后疲惫而毫无血色的面庞。 《下一个素熙》 许多中国观众对影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电影展现的并不只是韩国年轻人的现状，更是东亚年轻人所面临的一致困境，关于加班，关于工资，关于庞大系统中被困住和异化的年轻人。 影片不仅揭示了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而且展现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孤独。同事间最多只维持着工作间隙聊聊天的关系，还时刻面临勾心斗角的危险。理应与素熙最亲密的父母，却对女儿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无知，在素熙被压迫到抑郁时，父母竟没做出任何关心或安抚的举动，只是在素熙提出想辞职时装作没听到，从头至尾忽视女儿的情绪。素熙拥有几个高中好友，但朋友们都在工作的折磨中日益疲惫，聚会的次数也逐渐减少，素熙自杀前打给男友的最后一通电话，传来的也只是那头忙于工作的杂音。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 素熙看似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网，却仿佛置身孤岛。最终，她在孤独中走向了死亡。 孤独同样是现代人难以言说的隐疾。面对复杂的社会难题，作为个体的我们或许感到无能为力，但面对个人的绝望时，正如导演郑朱莉在映后所分享的，至少“不要失去语言，不要不想说话”。尝试与身边的人沟通，不在沉默中失语，是年轻人对抗孤独、不再成为“下一个素熙”的自救。 文/WJ